倒卖文物罪的辩护要点｜中豪研究

导言 ：倒卖文物罪规定于《刑法》第326条：以牟利为目的，倒卖国家禁止经营的文物，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该罪以空白罪状方式援引《文物保护法》等前置法，犯罪对象、主观目的、文物等级鉴定均存在一定辩护空间。以下从行为模式、量刑标准、案件特点、辩护要点四个维度系统梳理。

   1    倒卖文物罪的常见行为模式

2.单位犯罪

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自然人犯罪的规定处罚。前述拍卖公司案即为单位犯罪适例，公司被判处罚金15万元，主管人员被判处有期徒刑。

（二）文物等级与量刑的对应关系

《文物案件解释》第6条以文物等级为核心设置了入罪与升档标准：

需特别注意：文物等级与“国家禁止经营的文物”并无直接对应关系。最高检在《高质效办理倒卖文物案件的四个审查要点》中明确指出，文物是否属于禁止经营，与文物系一般文物还是珍贵文物无关，而取决于文物来源是否合法。即便涉案文物经鉴定为三级以上珍贵文物，若来源合法（如祖传、依法购买），仍不构成本罪。这一区分对辩护具有支点意义——鉴定报告的结论同时影响“文物等级”（量刑要素）和“犯罪对象”（定罪要素），应分别审查、分别质证。

   3    倒卖文物罪的案件特点

上述量刑标准的理解与运用，须建立在对案件特点准确把握的基础上。当前倒卖文物罪案件呈现以下四项显著特点，彼此关联，共同构成了此类案件的辩护难点。

（一）与上游盗掘犯罪深度绑定，全链条打击趋势明显

倒卖文物罪很少孤立发生，通常与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刑法》第328条）形成上下游犯罪链条。最高检与国家文物局2023年联合发布的第一批典型案例中，李某某16人案、王某某案、周某某13人案均呈现“盗掘—收购—转卖”的链条特征。检察机关普遍采取“文物流向图”的侦查方法，循线深挖各环节犯罪，追捕追诉漏犯。这一趋势意味着，当事人即便未直接参与盗掘，只要处于链条中的收购或转卖环节，即可能面临倒卖文物罪的追诉，且办案机关倾向于将各环节视为一个整体从严把握。辩护中应打破“全链条整体追诉”的思维定式，坚持按行为人在链条中的具体位置和主观认知分层认定罪责。

（二）文物鉴定以专家主观判断为核心，结论可争议性强

文物等级鉴定是倒卖文物案中最核心的证据，但其高度依赖鉴定人的专业学识与主观经验，不同鉴定机构对同一文物可能得出不同结论。有刑辩律师在公开辩护词中披露，南京博物院对某涉案银盘出具了一级文物的鉴定结论，律师以鉴定报告在程序和实体两方面均存在问题为由申请重新鉴定，主张鉴定结论不具有证据资格。该案最终裁判结果在公开渠道未能查到，但此案表明：文物鉴定结论并非不可挑战的定论，辩护律师应从鉴定机构的资质、程序合规性、定级依据的充分性等维度展开全面质证。

（三）合法收藏与非法倒卖的边界模糊，前置法规范复杂

本罪以“违反文物保护法规”为隐性前提。2024年修订《文物保护法》第67条以正向列举方式规定公民可通过继承、购买、拍卖、交换等方式合法取得文物，第68条以穷尽列举方式规定五类禁止买卖的文物。但实践中，民间流传文物的来源往往缺乏完整的书面凭证，拍卖市场中文物来源审查流于形式，多年前购入的文物难以追溯原始出处。这种前置法规范与现实交易之间的落差，使“国家禁止经营的文物”这一构成要件要素在个案中的认定存在较大弹性，为辩护留下了论证空间。

（四）涉案文物追缴与返还对量刑影响重大

与其他经济犯罪不同，倒卖文物罪的涉案财物——文物本身——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艺术与科学价值。涉案文物是否追回、是否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对量刑有直接且重大的影响。张某某倒卖文物案［（2022）豫0304刑初102号］中，辩护人以文物追回、当事人具有坦白和认罪认罚情节为基础，将检察机关起初建议的八年有期徒刑经量刑协商降至七年二个月，又经庭后沟通最终判决五年六个月。文物追回是从宽处理的重要事实基础。

   4     辩护要点

基于前文对倒卖文物罪行为模式、量刑标准及案件特点的梳理，以下从无罪辩护、轻罪辩护、量刑辩护、证据辩护四个层面展开论述辩护要点。

（一）无罪辩护

无罪辩护的核心在于攻击控方证据链的两个关键环节：涉案文物是否属于“国家禁止经营的文物”，以及行为人是否具有《刑法》第326条所要求的“以牟利为目的”。

1.犯罪对象的出罪论证——“国家禁止经营的文物”的界定

这是出罪力度最强的切入点。2024年修订《文物保护法》第68条以穷尽列举方式规定五类禁止买卖的文物：国有文物（国家允许的除外）；国有不可移动文物中的壁画、雕塑、建筑构件等（依法拆除且不属于应由文物收藏单位收藏的除外）；非国有馆藏珍贵文物；国务院有关部门通报或公告的被盗文物以及来源不符合第67条规定的文物；外国政府、相关国际组织按国际公约通报或公告的流失文物。

与之对应，第67条以正向列举方式规定公民可通过五种方式合法取得文物：依法继承或接受赠与、从文物销售单位购买、通过文物拍卖企业购买、公民个人合法所有的文物相互交换或依法转让，以及国家规定的其他合法方式。第67条同时明确，通过上述方式收藏的文物“可以依法流通”。

辩护路径包括三个层面。其一，审查涉案文物的来源路径——当事人能够提供拍卖成交确认书、文物商店购买凭证、继承公证文书等的，应主张该文物不属于禁止买卖范围。第67条第4项“公民个人合法所有的文物相互交换或者依法转让”本身即包含有偿转让，不应因具有牟利目的即径行认定构成犯罪。其二，注意文物等级与“禁止买卖”之间并无直接对应关系——最高检明确，即便涉案文物经鉴定为三级以上珍贵文物，若来源合法（如祖传、依法购买），仍不构成本罪。其三，《文物保护法》第7条明确“祖传文物的所有权受法律保护”，当事人主张文物系祖传的，应积极收集家族长辈证言、家庭历史记载等间接证据予以佐证。

前置法审查与犯罪对象的出罪论证系一体两面。辩护中应重点审查涉案文物是否实质符合第67条的合法来源条件，以及控方是否完成了对“涉案文物属于第68条禁止买卖范围”的举证责任。对来源不明或存疑的文物，应坚持存疑时有利于被告人原则。

2.主观目的的出罪论证——牟利目的与收藏爱好的区分

本罪以“以牟利为目的”为主观要件。最高检王某某案为牟利目的的认定提供了参照标准：收购文物后随意堆放或掩埋、对文物价值减损持放任态度、拒不交代文物去向、以古玩经营为唯一收入来源——以上事实综合指向牟利目的而非收藏爱好。反之，若当事人妥善保管文物、具有收藏协会会员资格、有其他合法收入来源、从未发布出售信息或联系买家，则应论证属于收藏行为。

瓜州县检察院办理的侯某不起诉案亦具参考价值。侯某作为收藏协会资深会员，在案证据仅能证明其利用专业知识进行鉴定，不能证明其明知文物来源非法，检察机关以不符合主观构成要件为由作出不起诉决定。

（二）轻罪辩护

在无罪证据难以完全推翻指控的情况下，轻罪辩护的核心在于推动文物等级的降格认定、争取未遂形态以及准确区分此罪与彼罪。

1.文物等级的降格辩护

《文物案件解释》第6条以文物等级设定的入罪门槛差异悬殊——二级以上文物1件即构成情节特别严重，三级文物5件构成情节特别严重，一般文物则须综合交易数额认定。辩护中对鉴定结论的降格质证可从以下角度切入：其一，质疑鉴定依据的充分性——鉴定是否严格适用《文物藏品定级标准》，是否充分考虑同时期、同类型文物的定级惯例；其二，审查定级理由的明确性——鉴定报告不能仅呈现结论性表述，应具体说明定级的事实依据与标准适用过程；其三，对于套件、组合件文物（如一套茶具、一组配饰），应从文物保护学及行业惯例角度，主张按“套/组”整体计为一件。

2.犯罪形态的认定——既遂与未遂

《刑法》第23条规定，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最高检指出，倒卖文物的过程包含收购、运输、储存等前期行为，不同阶段对文物管理秩序法益的侵害程度不同。对于仅实施收购行为即案发、文物尚未进入流通环节的，可主张未遂认定，依法从轻或减轻处罚。武汉张某案即为适例——交易尚未开始即被抓获，法院认定倒卖未遂并给予从宽处罚。

3.此罪与彼罪的区分

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刑法》第312条）的区分是本罪最重要的罪名转换路径。关键区别在于主观目的——倒卖文物罪要求“以牟利为目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则无此要求。辨明此区分的关键在于牟利目的的证据有无：王某某案有经营古玩为业、文物随意堆放、拒不交代去向等证据支撑牟利目的，故抗诉后从掩饰、隐瞒改判倒卖文物罪；最高检2026年发布的周某某案则属反向典型——周某某明知漆木彩绘虎座凤鸟鼓架（国家一级文物）系盗窃所得而收购，公安机关以倒卖文物罪移送起诉，检察机关审查后认为不具有牟利目的，改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两罪法定刑上限存在实质差异——倒卖文物罪情节特别严重最高可判十年，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情节严重的最高刑期为七年。对于仅购买未出售、无证据证明以牟利为目的的情形，争取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定性是降低法定刑上限的重要途径。

（三）量刑辩护

在入罪事实清楚、定性争议空间有限的情况下，量刑辩护是争取实质利益的核心环节。

1.文物追回与认罪认罚的综合运用

涉案文物是否追回对量刑影响重大。辩护人应主动协助当事人退缴文物，降低实际危害后果。在认罪认罚框架内，以文物追回、当事人具有坦白情节为基础进行量刑协商。前述张某某案中，辩护人将检察机关起初建议的八年有期徒刑经量刑协商与庭后沟通最终降至五年六个月，即为文物追回与认罪认罚综合运用的成功范例。

2.从犯情节的认定

在共同犯罪中，仅居间介绍、提供帮助而未直接参与文物买卖的，可争取认定为从犯。申小虎、周长安案中，二人帮助联系买主、促成交易，法院认定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系从犯，依法从轻处罚。武汉张某案中，王某、李某作为中间人亦被认定为从犯，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缓刑二年和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

3.行刑衔接路径的考量

对于涉案文物数量少、等级低、未造成毁损，且系初犯偶犯、愿意退缴并接受行政处罚的案件，可争取检察机关作出相对不起诉或存疑不起诉，转由文物行政部门给予行政处罚。洛阳王某某倒卖文物案中，检察机关存疑不诉后，通过行刑反向衔接机制，将案件移送文化和旅游局，最终仅作出没收违法所得730元、罚款8000元的行政处罚。该案入选河南省人民检察院首批行刑反向衔接典型案例。这一路径实现了从刑事追诉到行政处罚的实质性降格，对情节轻微的当事人具有重要实务价值。

（四）证据辩护

证据辩护贯穿前三类辩护的全过程，作为独立辩护层面，重点在于攻击控方证据链的技术性薄弱环节。

1.文物鉴定程序的合法性审查

根据《涉案文物鉴定评估管理办法》（文物博发〔2018〕4号），鉴定机构须经国家文物局指定，鉴定报告应按统一格式制作，鉴定人员应签名。宁夏收藏家倒卖文物案中，辩护人以延安市文物研究所不是国家文物局指定的涉案文物鉴定机构为由质疑鉴定报告效力。该案中，鉴定机构的资质确有问题，具有程序审查价值，但该辩护意见最终未被法院采纳。这一结果提示：鉴定程序审查是重要的攻击路径，但能否达到排除鉴定结论的效果，取决于案件具体情况和法院裁量。

具体而言，应区分严重程序违法与一般程序瑕疵，分别论证其证据法效果。鉴定报告缺少鉴定人签名的，属于严重程序违法，应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申请。对于“先鉴定、后辨认”的程序倒置情形（即鉴定报告出具在前、当事人辨认在后），应主张程序违法，质疑鉴定结论的证据资格——辨认应以实物为原则，照片辨认须满足法定条件，鉴定在先、辨认在后的顺序颠倒，使辨认沦为对已出鉴定结论的形式确认，丧失了独立证据价值。

2.物证同一性与辨认程序的审查

文物鉴定报告针对的检材是否确系当事人实际买卖的文物，是证据链中的脆弱环节。张某某案中，辩护人指出同案犯辨认的是实物，而张某某辨认时使用的是打印的黑白照片，无法证明买卖文物的同一性。对于搜查扣押程序——未制作规范扣押清单、无办案人和保管人签名、见证人不适格等——均应提出物证合法性质证意见。

3.电子数据的提取完整性审查

对于通过微信、闲鱼、微拍堂等平台交易的案件，电子数据的提取、固定应符合两高一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法发〔2016〕22号）。聊天记录是否完整提取、交易记录能否与物流信息和资金流向形成闭环、数据是否经哈希值校验确保完整性——上述问题均应逐项审查。该规定要求电子数据的提取应以扣押封存原始存储介质为原则，以现场提取为例外，并对提取过程进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违反上述程序的，可主张电子数据不具有证据资格。

 结  语 

倒卖文物罪的有效辩护，始于对行为模式的准确识别——是从盗掘者处收购转卖、古玩市场收购后转手、以拍卖形式掩盖非法实质、网络平台交易，还是居间介绍，直接决定了罪名的构成路径与辩护的突破口。量刑标准中，不同文物等级之间的量刑差异对应从“情节严重”到“情节特别严重”的量刑鸿沟，为等级降格辩护提供了制度性的操作空间。案件特点——与上游盗掘的链条关联、文物鉴定的主观可争议性、合法收藏与非法倒卖的边界模糊——决定了无罪辩护与程序辩护在此类案件中的战略地位。

本罪辩护的突出特征在于：定罪要素（文物来源是否合法）与量刑要素（文物等级高低）关注点不同，但均需以鉴定结论及相关书证为基础进行审查。对鉴定程序的合法性审查、对鉴定结论的实质性质证、对鉴定人与鉴定机构资质的逐项核实，应当贯穿于无罪辩护、轻罪辩护、量刑辩护与证据辩护的全过程。在这一领域，辩护律师对文物保护法律体系和鉴定程序的熟悉程度，与对刑法条文的把握同样重要。

（作者：汤伟佳  雷雨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