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民检察院行刑反向衔接工作指引》（下称《指引》）落地，“一要件说”成为当前行刑反向衔接的核心原则——只要存在行政制裁的必要，即便刑事案件终结，涉案行为仍可能被移送行政机关处理。这一变化打破“刑事免责即行政免责”的传统认知，对刑辩工作提出全新要求：辩护不能只盯着“如何帮当事人出罪”，更要提前预判“是否会触发行政追责”，需要通过行刑协同的策略，化解刑事风险，规避不必要的行政责任。结合《刑事诉讼法》《行政处罚法》及办案经验，笔者从辩护思路重构、实务操作落地两个层面，梳理全流程应对要点。
1 行刑反向衔接给辩护工作带来的核心挑战
理解衔接机制的运作逻辑，是制定有效辩护策略的前提。当前辩护工作需直面两个核心矛盾，这些矛盾也是实务中当事人“出刑又入行”的主要原因。
一方面，刑事出罪与行政追责的联动风险。根据《指引》确立的“一要件说”，刑事程序中的无罪判决、不起诉决定，仅代表不追究刑事责任，不意味着行政责任的免除（《行政处罚法》第27条）。比如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当事人因“犯罪情节轻微”被相对不起诉后，税务机关直接依据检察机关移送的刑事证据（资金流水、讯问笔录），依据《发票管理办法》第35条作出罚款处罚。这就要求辩护不能止步于刑事程序结束，必须在辩护初期就预判行政机关可能援引的法律依据、证据材料，避免“刑事程序赢了，行政责任来了”的被动局面。
另一方面，检察意见的刚性约束与辩护空间的博弈。检察机关制发的《检察意见书》是行政机关启动处罚的关键依据，且《指引》第20条明确要求行政机关90日内书面回复处理结果，实务中行政机关对检察意见的采纳率极高。例如串通投标案中，检察机关若以“破坏市场竞争秩序”为由建议行政处罚，行政机关通常会同步作出“罚款+禁止参与投标”的组合处罚。辩护的关键窗口期，在于检察意见制发前，如何通过有效论证，让检察机关作出“不提出检察意见”的决定，从源头阻断行政衔接。
2 辩护策略重构：从刑事单一辩护到行刑协同防御
应对反向衔接，辩护需彻底转变思路，在刑事程序的每个环节嵌入行政责任规避的考量，形成“刑事风险化解+行政责任阻断”的双轨策略。
（一）刑事辩护阶段：证据与程序的双重兼顾
在刑事辩护中，不仅要围绕“罪与非罪”展开，更要同步考虑证据是否符合行政程序要求、理由是否能排除行政追责可能。
一方面，重点收集“无行政处罚必要”的核心证据。依据《指引》第9条，“初次违法且危害轻微并及时改正”“主动消除危害后果”“超过行政处罚时效”（一般2年，涉生命健康、金融安全5年）的案件，检察机关可不予提出检察意见。辩护时，需针对性固定证据：涉企案件可提交企业整改报告、行业协会出具的合规证明，论证“违法行为已通过内控机制纠正”；个人案件则要固定“主动退赃、获得被害人谅解”的凭证（如退赃转账记录、和解协议），符合《行政处罚法》第32条“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形；若违法行为已过时效，需及时向检察机关提交时效计算依据，比如违法行为终了时间、行政机关首次发现时间的证据，直接阻断衔接可能。
另一方面，重点兼顾行政处罚的程序标准。刑事证据（如讯问笔录、电子数据）可能被行政机关直接转化为处罚依据（《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六条），辩护时需同步审查证据的行政合法性。比如对言词证据，若存在“未告知权利”“同步录音录像不完整”等问题，不仅要在刑事程序中主张排除，还要向检察机关说明“该证据不符合行政调查程序要求”，避免其成为行政处罚的依据；对涉案资金，要区分“刑事违法所得”与“行政违法所得”，涉税案件中，可协助当事人将刑事追缴的“违法所得”定性为“应缴税款”，移交税务机关冲抵，避免再被行政罚款。
（二）不起诉环节：阻断行政衔接的关键动作
《指引》第9条、第10条对检察院“可以不提出检察意见”和“应当不提出检察意见”做了明确规定，除第9条第5项、第6项外，其余情形与《行政处罚法》第30条（对未成年人的行政处罚）、第31条（对精神病人、智力残疾人的行政处罚）、第32条（应当从轻或减轻行政处罚）、第33条（情节轻微、无主观过错）、第36条（时效二年）规定的可以不罚、应当不罚情形基本对应，故《指引》第9条第5项、第6项规定的“已经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的”“当事人达成刑事和解，或情节轻微并获得被害人谅解的”成为不起诉阶段化解行政处罚的独有突破口，被不起诉人在酌定和解方案时，应充分考虑被害人谅解对刑事责任、行政责任的双重影响，辩护律师需抓住“检察意见制发前”的黄金期，通过三项核心动作规避行政责任。
第一，推动“非刑罚处罚”替代行政处罚。根据《刑法》第37条，相对不起诉案件可适用训诫、责令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非刑罚措施，这类措施属于刑事责任范畴，可替代行政制裁。辩护时，可建议检察机关：组织当事人与被害人达成刑事和解，签署《赔偿协议》并即时履行，由检察机关在不起诉决定中载明“已通过非刑罚措施承担责任”；对涉企案件，推动当事人提交《合规承诺书》，明确“已建立风险防控机制杜绝同类行为”，以此论证“无需再通过行政处罚惩戒”。
第二，精准沟通“不提出检察意见”的理由。针对检察机关关注的“可处罚性”审查，辩护需围绕“违法性”“有责性”展开针对性说理。比如当事人系未成年人、限制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可提交身份证明、医学诊断报告，依据《行政处罚法》第30条、第31条，论证“无行政责任能力”；若行政机关已先行作出警告、责令整改等处罚，需提交行政处罚决定书，主张“一事不再罚”（《行政处罚法》第29条），避免重复处罚。
第三，协助当事人履行“先行整改义务”。《行政处罚法》第28条规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如当事人未及时整改，行政机关会以此为由启动行政处罚程序。辩护可协助当事人提前完成整改：涉生态环境案件，组织当事人开展生态修复（如补种树木、缴纳生态补偿金），由第三方机构出具《修复评估报告》；涉食品药品案件，督促当事人召回问题产品、销毁涉案物品，提交《整改验收证明》，为检察机关不制发检察意见提供扎实依据。
（三）行政衔接阶段：延伸辩护的实操要点
若案件已移送行政机关，辩护需延伸至行政程序，通过两项关键动作降低责任风险。
一是对行政机关的处罚依据提出抗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行政机关收集证据作了诸多合规性要求，刑事侦查阶段收集证据在满足刑事合规的基础上（如证据法定原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自白任意规则等），还应参照前述规定对移送证据在提供要求、取证程序、对质辨认等方面进行核查。
二是推动“处罚减免”的协商机制。对确需行政处罚的案件，辩护可协助当事人与行政机关协商减免：财产罚方面，若当事人已在刑事程序中缴纳罚金，提交罚金缴纳凭证，依据《行政处罚法》第35条主张“罚款折抵罚金”；行为罚（如“禁止参与投标”）方面，可提交当事人“行业贡献证明”“无再犯风险承诺”，协商缩短处罚期限，降低对当事人生产经营、个人发展的影响。
3 实务操作中的细节把控：从沟通到监督的全流程
辩护效果的落地，离不开对细节的把控，尤其是在与检察机关、行政机关的沟通，以及程序监督上。
与检察机关沟通时，要把握“时机+内容”的双重关键。时机上，要在刑事检察部门拟作出不起诉意见后、行政检察部门审查前介入，此时检察机关尚未启动衔接程序，论证空间最大；内容上，要以“书面意见+附件”形式呈现，核心围绕“无行政处罚必要”，附件需包含证据清单（如整改材料、和解协议），避免口头沟通的模糊性。对重大案件，可申请检察机关组织听证，邀请行政机关列席，当面阐述“刑事已追责、行政无必要”的理由，争取共识。
协助当事人应对行政调查时，要指导其规范陈述、精准提交材料。陈述环节，告知当事人“仅围绕行政机关调查的事实展开，不提及刑事程序中未认定的内容”，避免因表述不当增加责任风险；材料提交环节，要先行审查，剔除可能加重责任的内容，比如当事人在刑事程序中的不实供述，需提前说明“该供述因证据不足未被刑事采信，不应作为行政处罚依据”。
结 语
行刑反向衔接的深入推进，要求刑辩律师具备“行刑一体化”的思维，从“只办刑事案件”转向“兼顾刑事与行政风险”。辩护的核心，在于以“过罚相当”为原则，以“证据协同”为基础，在刑事程序中提前嵌入行政责任规避的考量，在行政衔接中精准抗辩，最终实现“既帮当事人出刑，又不让当事人入行”的目标。这不仅是对律师专业能力的考验，更是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推动法治协同治理的必然要求。
（作者：汤伟佳 蔡敬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