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越南，用工合规不是项目落地后的“补充动作”，而是企业设立、人员配置和生产运营必须同步推进的基础工程。劳动合同能否直接翻译中国模板？商务签证能否直接上岗？员工严重违纪是否就能解除劳动合同？这些看似熟悉的问题，在越南可能有完全不同的答案。

本文围绕留置期间可以采取的五方面行动展开论述：寻求专业法律咨询、梳理财产与证据、申请变更留置措施、把握退赃时机与金额、依法行使申诉权，以期帮助刑案家属依法配合监委调查，也为后续辩护做好铺垫。

从内地前往香港，无论经深圳等陆路口岸过关，还是搭乘航班、高铁或客轮抵港，旅客的行李里或许会放一包香烟、带一支自用的电子烟、备上几盒常用药，再给亲友捎些食品，随身还会携带一些现金。这在很多人看来只是寻常出行的场景,似乎谈不上什么法律风险。然而,物品一旦跨越边境进入香港,所适用的入境及海关监管规则便已不同。

中豪律所李玥斌律师代理的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一案，采用排除非法取证、还原商事事实双线辩护，配合民事诉讼固定合作债权，最终公安撤案，当事人刑事、民事权益均得以保障。该案证明，此类案件辩护不可仅针对单方当事人，需从程序、商事事实、主观意图三方面构建完整无罪论证逻辑。

电影是一场高资本投入、高技术集成与高法律风险交织的系统工程。一部优秀电影的诞生，离不开前期如履薄冰的法律风险排查。如果说后期的发行与宣传决定了电影能“飞多高”，那么制作阶段的知识产权确权与合规搭建，则决定了电影能否“站得稳”。

倒卖文物罪规定于《刑法》第326条：以牟利为目的，倒卖国家禁止经营的文物，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下称“SIAC”）仲裁规则中有关紧急仲裁员（Emergency Arbitrator，下称“EA”）的程序,核心解决的是一个时间差问题，即当仲裁协议已经存在，争议及紧迫风险已经发生，但审理实体争议的仲裁庭尚未组成，对于中国跨境企业而言，是应对相对方存在转移资产、违反保密义务、处置核心股权等紧急风险之前的一个实用工具。

内地企业在香港开展业务时，无论涉及销售合同、服务协议，还是工程承包合同，均常会接触到各类免责条款及责任限制条款。实践中，部分企业可能认为，只要合同中约定“对一切责任概不承担”或将赔偿责任限定在某一固定金额以内，即可有效控制法律风险。

2026年7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修改〈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法释〔2026〕13号，以下简称《修改决定》），自7月27日起施行。该解释自2012年施行以来，时隔十四年首次修改。

2026年7月24日，财政部、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关于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同步发布配套征管规定，首次系统建立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征管规则。本次新规主要影响在境外设立离岸信托、持有境外资产或计划进行跨境财富传承的高净值个人及其家族。